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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怎样炼成的
2017-12-05 10:30:06中国包装印刷产业网阅读量：5925 我要评论
导读： 在哈佛大学，坐落着一个赫赫有名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这里收藏着八十多万册中文图书，其中的善本古籍特藏，以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大享誉世界。可以说，这里是西方世界大、好的中国善本收藏地之一。
在哈佛大学，坐落着一个赫赫有名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这里收藏着八十多万册中文图书，其中的善本古籍特藏，以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大享誉世界。可以说，这里是西方世界大、好的中国善本收藏地之一。
从图书馆的创办者、继承者，到慕名而来的众多学者，哈佛燕京图书馆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1879年7月，时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生兼中文教师的戈鲲化，受其在宁波口岸任职税务司官员的中文学生、美国人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与哈佛大学签订任教合同，携带家眷和一批中国书籍奔赴波士顿。当年10月22日，身穿五品官服的宁波诗人戈鲲化，在哈佛大学正式开馆授课。
这位中国教师的出现，在当时颇为轰动。《哈佛记录》有载：“1880年的毕业典礼，翻开了哈佛大学历史新的一页。在参加典礼的教师中，有一位名副其实的来自古老中华帝国的教师。任何一个敏感的观察者肯定都会意识到，中文讲师戈鲲化的出现和工作，正在创建他来自的古老国度与我们所属的年轻国家之间的神奇联系。”戈鲲化也以他的真诚、儒雅、认真和幽默，赢得了波士顿人的尊敬。
遗憾的是，1882年2月，戈鲲化因肺炎在波士顿突然病逝，距离他的三年聘期还差几个月。随后，他的遗体由杜德维和其家人护送回国。他带去的图书则留在了哈佛大学，成为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批藏书。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门两边，各挂着一幅戈鲲化的画像。进入阅览室，门侧分别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任馆长裘开明、第二任馆长吴文津的照片。从戈鲲化、裘开明到吴文津，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部简史。而从一本诗集到如今的一座图书馆，任馆长裘开明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裘开明生于1898年的浙江镇海县，1918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文科，1920年师从中国现代图书馆教育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攻读图书馆学。1922年毕业后，他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任馆长。1924年秋，裘开明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第二年秋，他又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攻读经济学。
1927年1月，裘开明自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并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时正式开始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通过不断的采购和接受捐赠，藏于哈佛学院怀德纳图书馆91室的中文藏书已达4526册，日文藏书已达1668册。于是，哈佛学院图书馆馆长、义和团研究专家柯立芝教授，决定聘请29岁的裘开明担任哈佛大学汉和文库主管，是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之肇始。
作为汉和文库主管，裘开明很快开始对汉和书库的图书进行了采购与编目。一方面，他通过北京、上海和东京等地的代理商，继续采购新书；另一方面，他开始着手对汉和书库的现有图书进行了编目整理。在汉和藏书的编目上，裘开明主要依据张之洞和缪荃孙编撰的《书目答问》，在图书分类上则博采中国清代学者孙星衍、缪荃孙、美国学者卡特(Cutter Ammi)和杜威(Melvil Dewey))等人的分类理论与方法，发明“汉和图书分类法”，以指导读者找书。胡适将其成书。
至今，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还可以看到《汉和图书分类法》。
1927年，霍尔遗产董事会同意实施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的合作计划。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作为教育机构正式注册成立。原哈佛学院图书馆的汉和文库，也随之成为汉和图书馆，归属于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职务的多是历史学家，如首任社长陈垣，其后的吴雷川、容庚、顾颉刚等，裘开明则担任汉和图书馆的任馆长。
之后，购书几乎成了汉和图书馆的首要工作。为了求得好书，尤其是善本书和一些书，馆长裘开明可谓呕心沥血。1965年，68岁的裘开明退休。回顾图书馆三十多年的购书历程，他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1928年至1936年；第二阶段从1937年到1945年；第三阶段则从1946年到1964年。
1928年，汉和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开始在北平联合购买中文图书，这种合作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结束。在这段时期，汉和图书馆将购书权委托给北平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在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哈佛燕京图书信息中心，由目录学家顾廷龙负责。当时，具体负责图书采购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洪煨莲。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所藏的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文学典籍、大型选集、各个省的地方辞典，以及各种经典和历史书籍，都购于这个时期。1936年，刘曼仙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汉和图书馆的藏书大概已有七万册之多。
第二个阶段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和上海，很多家庭因遭遇困境不得不出售藏书，许多古籍和手稿出现在上海和北京书市。汉和图书馆借机收购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木版印刷古籍，以及一些作者的亲笔手稿。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汉和图书馆的购书进入第三个阶段。当时，日本一片废墟，经济极其萧条。大量的古旧书开始出现在日本的图书市场，其中包括一些从中国运走的、版本非常好的珍贵书籍。于是，裘开明精明地将购书地点从中国转向了日本。
他写道：“大约在1950年，我们直接去了东京、京都、大阪和其他日本城市的书店，与各种组织和个人竞争买中国古书，特别是日本东方图书馆和国立国会图书馆。一俟收到图书目录和传真，我们就立即核对图书目录与订购单。为此，我们常常核对到深夜，然后立即发电报订购。这样，日本书店就可以把书在当晚或是第二天早上寄给我们。”
“可即便我们以这样的速度下订单，依然没有办法保证可以买到我们想买的书。我们发现，很多在日本买的中国古书来自中国北方。简而言之，哈佛当时买的大部分书，是抗战期间从北京或是其他被日本占领的城市，被日本人或是中国旅行者带到日本的。”
这个时期，汉和图书馆从日本购买了许多善本和书籍，如宋代印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明代印刷的《明心宝鉴》、《峥霄馆》和《春秋繁露》，以及收录了七百多封书信的《明诸名家尺牍》。
历经三个时期的采购，汉和图书馆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中外的东亚图书馆。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评价：“哈佛的中、日文藏书之所以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居于的地位，裘先生的功劳大。所以在哈佛从事中国或东亚研究的人，无论是本校人员或外来访客，也无论是教授或研究生，多少都对裘先生抱有一种感激的意识。”
与汉和图书馆名字对应，起初图书馆收藏的只是中文和日文的书。可随着哈佛大学东亚系课程的不断扩展，汉和图书馆的馆藏也扩展到了藏语、蒙语和满语的出版物。1951年，图书馆增加了韩语书籍的收藏；1973年，越南语的书籍也增添到书库。
在藏书内容方面，起初汉和图书馆只收藏文史方面的图书，二战之后，开始收藏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就这样，汉和图书馆从起初的文史馆逐渐发展为一个涵盖东亚研究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性图书馆，甚至还收藏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运用科学的书籍。
1965年，为了让图书馆馆名能更好地体现其馆藏，汉和图书馆正式更名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在这一年，任馆长裘开明正式退休，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接任。吴文津是现代图书馆专家，以收藏现代中、日资料见长。1998年，吴文津退休后，历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郑炯文继任第三任馆长，直至现在。这个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与世界上的所有图书馆一样，进入了数字化的时代。
从起初的一本诗集，到如今的学术研究性图书馆，一百多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已超过140万册，其中中文图书836,523册，居全美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其收藏的中文善本和书大约有4,000本、日文书3,500本、韩文书1,500本，数量超过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东亚图书馆。
以善本地方志为例，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1500部善本地方志，有189部是国内八百多个图书馆(藏有2800部地方志)没有的。
除开为人称道的地方志收藏之外，这里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善本藏书，还包括中国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收藏、中国早期摄影收藏，以及宣传手册、明信片、招贴、传单等各种应时资料和档案等，这让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了一个学术能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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