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如何颠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

　　近十年来，我基本上不再买书了，一则没地方放，再则没时间读。但2009年中华书局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刚刚出版不久，我就去北大一个书店买了一册。其实，这书我早就读过原版的，觉得兴味盎然，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次引进台版，又勾起了我自购的兴趣，再读之后，还做了一些笔记，以表敬意。而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也曾几次跟我说起此书，赞许有加。我对这书的作者苏精一直非常关注，希望他在这方面的新作，不断涌现，以饜众想。但看他在新版的后记中说，他的兴趣已经转移至传教士，不禁感觉有些失落。也因此之故，对他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关心过。
 

　　近因工作所需，得友人一瓻之借，读到了苏精先生的《铸以代刻》，才发觉原來他的新作依旧精彩纷呈，令人忘倦，不仅完全可以弥补作者不再从事藏书家研究这一领域的遗憾，还能持续予人以新知。衰年变法，而又如蛹化蚕，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学术先锋，令人景仰不已。
 

　　石印才是真正危险的杀手
 

　　《铸以代刻》其实是一部论文集，不过主题非常集中，完够自给自足。综而论之，就是讲述了墨海书馆、英华书馆和美华书馆这三家在中国近代出版*举足轻重的机构的前世今生，勾勒了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活字印刷，对传统中国的雕版事业所形成的颠覆性的变局——其中一以贯之的论点，就是本书的题目：铸以代刻。
 

　　从结局上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毫无问题，但事实上，格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所限，书中甚少涉及的石印，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危险的杀手，而非书中所述的中文活字印刷。从道光初年(1826)石印术传入中国，到民国晚期基本上退出出版领域，这百年左右，石印对传统的雕版，几乎形成压倒性优势，其中的关键，正如杨丽莹博士在新著《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总结的那样：
 

　　一，无论照相石印，还是手写石印，都与传统雕版印刷出版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二，石印技术是一种适合小规模生产的印刷技术。我国原有的雕版印刷业本身就是规模较小的手工业，所以容易转型；因此，没有对原有的民间书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三，在铅印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期，石印技术快速简便的特点，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各类书籍出版的需求，包括对传统典籍重印和新学书籍出版的需求。
 

　　只是，民国中期以来，因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苏先生这个标题，是有些以果代因了。
 

　　西式中文活字印刷*
 

　　从明末的耶稣会士入华开始，传教士除了口头宣讲福音之外，还有四大辅助手段，即印刷出版、医药治疗、学校教育及慈善救济。当时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作为其传教或宣传知识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东南亚一带向华侨传教的教士，也采用了木刻这一技术，如菲律宾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羡(P. Juan Cobo，1546-1592)《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Pien-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 Lu，1593，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天主教理》(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593，梵蒂冈图书馆藏)和佚名撰《天主教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159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等。
 

　　这一传统，直至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时，仍然被遵循不悖——他的二十一种中文著作中，有十九种都是由雕版印刷的。但嘉庆以来，因教案逐渐增多，朝廷对传教严加控制，使得马礼逊处境唯艰，雕版印刷对他和他的传教同道而言，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成本上，都越来越难以承受。正是基于这一点，马礼逊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印刷术，来继续其传教事业。事实上，马礼逊不仅尝试采用了西法铸造中文活字，中国内地台石印机器，也是由他引进的。
 

　　石印技术在马礼逊的继承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刷所时期，麦都思甚至发明了将活字与石印合二为一的印刷方式。但是，由于当时手工写样的石印术较为落后，墨海书馆搬迁到上海之后，又缺乏石印所需的印石与油墨，终伦敦会在上海的印刷所终并未采用石印这一技术。